香港七一遊行的「占領中環」預演，被很多人拿來和台灣三月下旬的學生占領行政院事件相提並論，並對港方驅離過程之平和感到驚訝。民進黨立委李應元對此評論說，香港警方沒有噴水，沒有動用警棍或盾牌，難道「台灣輸香港嗎？」
確實，看過三月台灣鎮暴警察驅離行政院的占領行動後，人們對這次香港警察以「四抬一」的方式輕易移走示威學生，莫不印象深刻，覺得港台兩地的對比鮮明。然而，當李應元談到「台灣輸香港」時，他企圖強調的是台灣警方處理的手法酒店經紀與陣仗過當，不如港警的平和溫文；問題是，他對兩地示威學生迥異的抗爭態度卻避而不談。事實上，如果「台灣輸香港」，其實是輸在公民的法治精神。
回看香港七一的「占中」行動，由於是學生臨時發動之「預演」，入夜後留守在中環的人數不足一千。凌晨二時，香港警方出動三千警力，一方面勸離群眾，一方面將人抬走，共逮捕五一一人，以大巴送至黃竹坑警校拘留訊問；整個驅離行動，達六小時之久。也因此，港方人士估計，萬一未來「占中」上演真實版，人數一旦超過萬人，警方可能必須出動防暴部隊、祭出催淚彈等來驅散人群，恐難避免流血衝突。
觀察這次占中抗議，許多學生手勾著手、重複呼喊口號，和台北太陽花的某些場景極為類似，或許也是兩地學運「交流」的成果之台北找工作一。所不同的是，在中環的驅離過程中，包括學生和其他民眾皆未激烈抵抗，聽由警方將他們架離送走。其中主要原因應是：一，一般香港居民對「占中」行動仍有諸多疑慮，示威學生不願貿然將抗爭推到極致；二，學生示威前已有共識，「願意面對法律後果」，接受拘捕。正因為如此，香港學生遇上驅離，表現遠比太陽花學運節制。
反觀台北的三二三占領行動，當時學生占領國會已經六天，又奪下行政院，氣勢一片高漲，台灣社會卻面臨脫序的嚴重危機。由於太陽花有綠營的裡外接應，執政黨束手無策，警方維安更陷於無所適從之境。三二四凌晨，馬政府下達驅離命令時，現場聚集的學生多達一千多人，周邊地區群眾更多達六千人，場面喧囂難以想像。那夜，警方總計發動了六波行動，人潮散去又復湧來，甚至有人開始攻擊警察並刺破警車輪胎；直到清晨，警方不得不使用水柱驅離。
因此，從香港驅離行動的平順，要推論出台灣警察鎮壓學生太過凶殘無情，完全是片面觀點。其中最值得關注的是，港、台兩地學生從事「公民不服從」運動，態度卻有偌大區別。台灣的抗爭文化，承續黨外時代及民進黨的街頭行動，一直有一種「衝突極大化」的傾向，無畏流血；太陽花雖掌握了更多公民抗爭技巧，卻也明知「學生」與「群眾」在街頭難以區隔，因而頗能操弄其間的模糊地帶。
事實上，從張志軍訪台期間的「潑漆事件」及烏來的「鐵鍊鎖路」事件，都可看出，台灣若干學生的示威，已藉著「公民不服從」之名，將自己的一切抗爭行為都道德化、合理化了。亦即，只要打出「反中」、「反馬」口號，他們可以盡情挑戰一切既有體制，不必承擔任何法律責任。而台灣社會面對這樣的挑戰，似乎也產生了一股迷思，認為法治為民主而「讓步」似乎是情有可原或理所當然；在這種情況下，政府行政或警方的執法，便愈發顯得膽怯而瞻顧失據。
從這點看，香港學生雖同樣是在從事「公民不服從」運動，卻未曾企圖脫免全部法律責任，且聲明準備「承擔風險和後果」。兩相比較，或許是香港社會自港英以來的法治傳統確較台灣厚實，或許也是香港學生對於法治仍保有更多的信任與尊重。六月間，香港「反新界東北發展」的示威群眾，曾兩度占領及侵入立法會，後來或自行撤退或遭警方逮捕；對比之下，政府縱容台灣學生占領國會廿多日，也是不可思議的法治失守。
如果台灣和香港的兩場占領可以比較，台灣的民主程度或者較高，但香港的法治絕對勝出。香港學生的表現如此，警察的表現亦然；也因此，七一占中和平收場，對海峽兩岸都是有意義的一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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確實，看過三月台灣鎮暴警察驅離行政院的占領行動後，人們對這次香港警察以「四抬一」的方式輕易移走示威學生，莫不印象深刻，覺得港台兩地的對比鮮明。然而，當李應元談到「台灣輸香港」時，他企圖強調的是台灣警方處理的手法酒店經紀與陣仗過當，不如港警的平和溫文；問題是，他對兩地示威學生迥異的抗爭態度卻避而不談。事實上，如果「台灣輸香港」，其實是輸在公民的法治精神。
回看香港七一的「占中」行動，由於是學生臨時發動之「預演」，入夜後留守在中環的人數不足一千。凌晨二時，香港警方出動三千警力，一方面勸離群眾，一方面將人抬走，共逮捕五一一人，以大巴送至黃竹坑警校拘留訊問；整個驅離行動，達六小時之久。也因此，港方人士估計，萬一未來「占中」上演真實版，人數一旦超過萬人，警方可能必須出動防暴部隊、祭出催淚彈等來驅散人群，恐難避免流血衝突。
觀察這次占中抗議，許多學生手勾著手、重複呼喊口號，和台北太陽花的某些場景極為類似，或許也是兩地學運「交流」的成果之台北找工作一。所不同的是，在中環的驅離過程中，包括學生和其他民眾皆未激烈抵抗，聽由警方將他們架離送走。其中主要原因應是：一，一般香港居民對「占中」行動仍有諸多疑慮，示威學生不願貿然將抗爭推到極致；二，學生示威前已有共識，「願意面對法律後果」，接受拘捕。正因為如此，香港學生遇上驅離，表現遠比太陽花學運節制。
反觀台北的三二三占領行動，當時學生占領國會已經六天，又奪下行政院，氣勢一片高漲，台灣社會卻面臨脫序的嚴重危機。由於太陽花有綠營的裡外接應，執政黨束手無策，警方維安更陷於無所適從之境。三二四凌晨，馬政府下達驅離命令時，現場聚集的學生多達一千多人，周邊地區群眾更多達六千人，場面喧囂難以想像。那夜，警方總計發動了六波行動，人潮散去又復湧來，甚至有人開始攻擊警察並刺破警車輪胎；直到清晨，警方不得不使用水柱驅離。
因此，從香港驅離行動的平順，要推論出台灣警察鎮壓學生太過凶殘無情，完全是片面觀點。其中最值得關注的是，港、台兩地學生從事「公民不服從」運動，態度卻有偌大區別。台灣的抗爭文化，承續黨外時代及民進黨的街頭行動，一直有一種「衝突極大化」的傾向，無畏流血；太陽花雖掌握了更多公民抗爭技巧，卻也明知「學生」與「群眾」在街頭難以區隔，因而頗能操弄其間的模糊地帶。
事實上，從張志軍訪台期間的「潑漆事件」及烏來的「鐵鍊鎖路」事件，都可看出，台灣若干學生的示威，已藉著「公民不服從」之名，將自己的一切抗爭行為都道德化、合理化了。亦即，只要打出「反中」、「反馬」口號，他們可以盡情挑戰一切既有體制，不必承擔任何法律責任。而台灣社會面對這樣的挑戰，似乎也產生了一股迷思，認為法治為民主而「讓步」似乎是情有可原或理所當然；在這種情況下，政府行政或警方的執法，便愈發顯得膽怯而瞻顧失據。
從這點看，香港學生雖同樣是在從事「公民不服從」運動，卻未曾企圖脫免全部法律責任，且聲明準備「承擔風險和後果」。兩相比較，或許是香港社會自港英以來的法治傳統確較台灣厚實，或許也是香港學生對於法治仍保有更多的信任與尊重。六月間，香港「反新界東北發展」的示威群眾，曾兩度占領及侵入立法會，後來或自行撤退或遭警方逮捕；對比之下，政府縱容台灣學生占領國會廿多日，也是不可思議的法治失守。
如果台灣和香港的兩場占領可以比較，台灣的民主程度或者較高，但香港的法治絕對勝出。香港學生的表現如此，警察的表現亦然；也因此，七一占中和平收場，對海峽兩岸都是有意義的一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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